面对全球对互联网人才的激烈争夺战，佛山怎么办?佛山“互联网+”需要怎样的人才观?
佛山“互联网+”首先需要的就是“实干家”，以此坚守佛山的“制造之根”。
一个公认的观点是，佛山是典型的“借鉴型经济体”。30多年来，佛山以港为师、以日为师、以德为师，在不断模仿、吸收、创新之中，民营经济迅猛滋长，并崛起一大批如何享健、杜泽桦、李兴浩、叶德林等企业家人才，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帝国。他们白手起家，从田间出发，将所创造的品牌与产品销往全球。这奠定了制造业作为佛山“城市之根”的地位，也让“实干家”成为了支撑佛山城市发展的核心力量。
当前，老一代的实干家和制造企业，其所培育出的产业链条、技术链条、市场链条，已经成为佛山下一轮创新与创富的营养基和黄埔军校。伴随着中国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市场豁然大开，产品需求激增。一批批在技术前沿的实干家，从“老东家”们所缔造的企业帝国中离析而出，或合作分享，或追赶竞争，以另一种创新思维与力量，继续成为下一轮的创富者。他们从企业出发，勇闯市场，并将新的创新营养输入到佛山。这正是佛山从“借鉴型经济”迈向“创新型经济”的开始。
但这还不够。佛山“互联网+”还需要“合伙人”，以此解套佛山的“制度之困”。
时至今日，佛山企业群体中的人才要素关系，依然只是在传统的雇佣制、股份制当中体现。这种“老板万岁”的制度设计，越来越难以融入互联网“扁平化”的维度基底。万科以合伙人制维持控股权，实现员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华为15万名员工中，有8万人加入了持股计划。这种以股权、期权制度建立起激励机制将是大势所趋。而合伙人制，是其中重要的表现。
互联网财富的下一个风口，在于如何实现人才、科技与产业、资本的无缝合作。不能适应企业治理思维的迭代，企业就不可能在互联网的世界里生存;不能在人才制度上体现开放的胸怀和共赢的姿态，就不能真正让佛山站上“互联网+”的历史风口。
但这依然还不够。佛山“互联网+”也需要“大工匠”，以此锻造佛山的“竞争之魂”。
吴晓波向中国讲了一个“日本马桶盖”的故事，形象地描绘了“中国制造”与“中国智造”的距离。这种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才是“人才”竞争力的最可怕内核。
世界级管理大师尔曼?西蒙在《隐形冠军》一书里，总结出了“冠军”的一些关键特征：一些杰出的人才，通常选择一些不起眼但需求很稳定而质量也相当敏感的产品，来作为不倒的市场利器。不起眼是因为它们在使用者的总体开支或成本构成中所占份额很小，但它们要是出毛病带来的麻烦或损失却不小，因而对质量很敏感而对价格却很不敏感。西蒙列举了大量实例，诸如软木塞、手术台支架、光学传感器、牙膏管等等。一旦建立声誉和市场地位，客户很少会考虑廉价替代品。
这些了不起的隐形冠军，在德国只有一个很不起眼的称呼—工匠。而佛山这个在气质和内涵上最接近德国的制造业城市，最需要顶礼膜拜的，正是这种卓越的“大工匠”。
在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成为主流的今天，信赖是最关键的主体。“制造”如果输在“品质”，“交易”如果输在“诚信”，将是最致命的灾难。这也意味着，佛山制造所需要的人才，还必须包括“工匠”群体，注入“大工匠精神”。
佛山制造走向“互联网+”，转型焦虑的背后是人才焦虑。
只有让“实干家”继续成为支撑佛山未来的中坚力量，并以开放包容的制度设计纳入下一轮发展的“合伙人”，以追求极致卓越的姿态树立起“大工匠”精神，佛山才能从根本上、从长远上解人才之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