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国家级科研院所布局的深圳，如何走出一条自己的源头创新补短板路径?
打造大科学装置群，设立诺贝尔奖得主实验室，筹建海外创新中心，引进中外知名高校，政府设立天使投资引导基金……
这是近来深圳积极实施的战略布局。在接受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媒体采访时，深圳科技创新委员会主任梁永生尤其强调政府当前重点部署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正在研究一整套“组合拳”。
他介绍，深圳的创新资助分为六大方向，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协同创新、载体创新、创新创业以及国家、省级科技配套，其中，知识创新的资助比例在加大。
以知识创新为代表的源头创新历来是深圳的弱项。为了谋求追赶乃至超越，除了上述明显可见的动作之外，深圳同时在致力于以体制机制的变革与优化来实现这一目标。
5月29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李克强总理强调，基础研究属于发明创造，行政规划不出来，必须尊重科学规律。要给科学家足够的产生奇思妙想的时间和空间，释放他们更大的创新创造活力。
新机制打造科研机构集群
从2009年起，深圳开始探索“官助民办非企”新型研究院的组织主体。
早期的典型代表是华大基因研究院和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不同于传统的企业或科研院所，这类新型机构往往从源头起步，专注于研发周期长、风险较大的领域，一旦研究有突破，将可能在技术和产业化方面实现双重引领。
深圳坤健创新药物研究院正是一家这样的民办非企机构，该研究院致力于研发个性化抗肿瘤药物。依照行业特点，即便能够成功获得突破，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也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
研究院分析检测中心技术负责人陈孝武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企业受制于盈利的要求，比较难开展这种时间跨度长的研发工作;但跟事业单位相比，民办非企又没有那么多限制，除了核心研究方向要受到监管，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开展一些盈利活动以补贴基础研发。
政府也会在初期给予补助。梁永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这种新的组织机构主要解决的是机制方面的问题，事业单位会有编制、主管单位、预算管理、工资级别等方面的约束，但民办非企有更大的自主性，自己去注册，创办初期可以申请政府的竞争性经费和专项补贴，一旦具备了自身造血功能，专项补贴随之降为零。
梁永生还表示，深圳最近批准设立的科研机构大部分是民办非企，包括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团队有信心能够做强做大，所以深圳鼓励这个方向。
中国源头创新百人会秘书长周路明认为，利用民办非企的组织作为源头创新的实施主体，深圳很快形成了一批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型科研机构。
但发展基础研究并非靠一日之功。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强调，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和“功成必须有我”的担当。梁永生则表示，“还有一句话，‘功力必不唐捐’，基础研究的成果不会埋没，这是很长线的，但是必须要去做。”
有经济观察人士指出，深圳高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在于，自上世纪80年代起，科技政策都保持了较好的延续性，持续不断地加以推动，不断地补足短板。
推动科技体制改革
1987年，深圳出台《深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暂行办法》和《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根据相关条文，深圳的科技人员，即使没有深圳户口也可以注册民营企业。
在当时国内普遍还比较“歧视”私营经济的背景下，深圳率先鼓励科技人员兴办科技企业，并以相关措施鼓励科技人员以“技术入股”方式创业。
规定一出，相当于给民营高科技企业发了“准生证”。深圳目前很多有影响力的企业都创办于政策出台后的节点，包括华为在内。华为总裁任正非日后承认1987年的文件确实对华为的最初创业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时至今日，深圳官员们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通过科技体制的改革与创新，进一步释放科研人员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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