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的路径清晰地勾画出“苏南模式”——这一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发展程式——如何重回舞台中心的故事。
1、全国中小城市发展经济的“样板”
中国人擅长学习，我们习惯于从别人身上挖掘经验，更愿意去相信榜样的力量。无论是“农业学大寨”还是“铁人英雄”王进喜，都是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笃信的模范。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思想解放”，让我们恍然发现，原来我们是多么需要重新再找到一条发展之路。
此时，中国大多数的城市都还刚刚从计划经济的年代苏醒过来，对市场经济或者说对如何激发经济的活力，并没有太多的办法——常州是个例外。
“小桌子上唱大戏”是当年《人民日报》对常州经济发展模式的概述，并认为这是全国中小城市发展经济的“样板”。
“常州当时已经逐步建立起覆盖轻重工业的、门类齐全的、系统的工业化体系，在产业层次上最开始就不同于温州的家庭作坊式生产，它比小农家庭经营更具有规模特征。”学者温铁军在《解读苏南》一书中这样评价常州。
当时一组走南闯北的纪录片摄制组沿着运河来到常州，他们准备拍一部叫做《走进运河》的纪录片，当在镜头里看到运河两岸厂房如织，工人们忙忙碌碌时，这些见多识广的电视工作者都感到了新鲜。
他们在片子里这样形容常州速度——赶乘公共汽车的人们一溜小跑，好像在冲锋、在竞赛。
不过，当他们得知这片只占江苏省土地面积4%的地方，却创造了全省一半的生产总值和税收收入时，才恍然大悟这里的人们为什么会走路这么急匆匆了。
这里仿佛开动了一台财富制造的机器，和苏州、无锡略显不同的是，起源于集体经济的乡镇企业，在常州最早改制成为了股份制企业——激励机制更加明确的企业组织形式，让常州“藏富于民”。
“常州有钱的老百姓其实要比苏州、无锡要多。”常州市委政研室一位官员自豪地对我说，事实上，“苏锡常”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走上了迥异不同的发展路线，“在那个时候，常州的民营经济早已经超过了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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