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效率增长就业充分成经济主动力

来源:聘聘发布时间:2017-06-3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向G20提交的首份《G20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技术性评估报告》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生产率增长及高水平就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均收入增速保持高位、分配差距进一步缩小,通过“三证合一”“一站式”监督等“放管服”改革措施减少了行业准入壁垒,提高了整体经济效率

  不久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向G20提交了首份《G20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技术性评估报告》,并经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审议通过。《报告》认为,中国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成效显著。

  中国的结构性改革进展和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为何能获得积极评价?中国整体经济效率提升的原动力是什么?有关专家接受了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的采访。

  劳动生产率稳步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尽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换挡,但增速水平在主要经济体中依然名列前茅。

  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是靠资源的粗放投入,还是效率的提升?《报告》显示,2016年,以不变价购买力平价水平衡量的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相比2007年金融危机前增长了约1倍。生产率增长已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生产率的提升,离不开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这三大‘发动机’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

  李佐军表示,近年来,中国改变了以需求管理政策应对挑战的方式,采取结构性改革的办法,有针对性地解决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问题,对生产率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认为,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少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强化,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转到依靠生产效率的提升上来。近年来,处于转型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结构性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带动了生产率的提升。

  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室副主任陈建奇看来,生产率的提升,离不开教育的投入、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的迁徙。

  陈建奇分析说,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教育投入,已经通过立法将教育支出纳入法定支出,确保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达到4%。与此同时,企业也在加大产业转型升级力度,通过引进先进的设备,促进企业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另外,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劳动力等要素跨城市大规模流动加快,客观上也助推了生产率的提升。

  “我国政府重视创新,并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是促进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副教授李昕说。根据教育部财务司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信息研究中心撰写的《“十二五”中国教育经费发展报告》,“十二五”时期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增速达到了13.05%。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年均增速14.78%,远高于同期年均7.9%的GDP增速。得益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虽有所下滑,但人均收入依然保持较高增速。

  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近年来,尽管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2013年至2016年,城镇新增就业连续四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稳定在5%左右。《报告》认为,高水平就业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持续提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稳定的就业形势,客观地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正不断加强。”李昕说,在全球经济持续多年脆弱复苏,贸易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趋势不断抬头的背景下,就业形势总体平稳,是结构性改革措施的重要成果。

  陈建奇认为,我国就业保持平稳,一是由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了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尤其是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加入创业大军,促进了就业增长。其次,互联网催生的新业态快速发展,不少传统行业出现“互联网+”或“+互联网”,引发新业态竞相迸发,对吸纳新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再次,服务业快速发展,增强了就业吸纳能力。

  “就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李佐军也表示,近年来我国就业保持总体稳定,主要由于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加之一些新兴产业和新兴区域发展提速,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扩大。此外,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持续推进,很多个体通过弹性就业的方式解决了就业。

  “就业的增长也会带动居民收入的增长。最近几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就业形势较好,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保持较快增长,这又会对就业增长形成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业和经济增长是互为因果的。”卢锋说。

  行业准入壁垒减少

  《报告》指出,中国实施简政放权,特别是通过“三证合一”“一站式”监督等“放管服”改革,减少了行业准入壁垒,提高了市场总体效率与活力。

  在李佐军看来,“放管服”的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推动政府自身改革,把权力下放给市场和地方政府,努力为企业、创业者等各类市场主体创造更有利于创新、更有利于释放活力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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