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究竟做对了什么?
深圳是“故乡”
“我们在山东建了中间体的工厂，中间体生产完再运回深圳。”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为什么不把总部也搬到山东，这样不更节省时间成本和物流成本吗?”记者的一句提问，让原本严肃的座谈会现场热闹了起来，“深圳政策很好，怎么能搬走呢……”与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
记者在现场感受到企业“扎根深圳”的决心与坊间盛传的“制造业逃离深圳”形成了巨大反差。
2014年中兴通讯生产基地迁往河源;2015年比亚迪在汕尾建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2016年华为终端落户东莞松山湖。记者调查后发现，河源、汕尾、东莞松山湖，这些地方不在深圳，但到处都是深圳的影子，中兴通讯河源基地落户河源高新区，又名深圳(河源)产业转移工业园;比亚迪在汕尾的生产基地是深汕特别合作区;在东莞松山湖拿地的华为、大疆都把总部留在了深圳。
制造业转移背后，其实是深圳飞地经济发展模式。面积仅相当于北京1/8的深圳，土地资源紧缺一直是发展制造业的最大掣肘，为破解难以为继的土地资源问题，从2009年深圳开始尝试飞地经济发展模式——“深圳总部+飞地制造”。
“我们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这里是华为全球的领导核心。”如任正非所说，深圳制造业无论因何原因将生产线搬离，最终都会选择将企业总部留在深圳，“把他乡当故乡”的坚定来自于营商环境。
“深圳市政府做得最好的一点，就在于他们与企业的关系就像空气一样，企业日常经营的时候一般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但是一旦企业需要政府的时候，政府就能变成企业生存必不可少的‘氧气’。”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吴思康一句形象的比喻给出了答案。
近年来，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土地成本、税费成本等制造业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是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普遍现象，虽然中央政府一直在推动减税降费，但具体到每一家企业，获得感并不强，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更是让中国制造业雪上加霜。
2018年2月，深圳推出营商环境改革20条，从贸易投资环境、产业发展环境、人才发展环境、政务环境、绿色发展环境和法治环境等6个方面，提出了20大改革举措，全方位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和负担。
其中降电价，制造企业获得感最强，对制造业来说，电力成本是一种重要成本，据比亚迪初步估算，降电价后，预计比亚迪深圳工厂用电成本全年可以节约10%至17%。华星光电每年光是电费就要支出约10亿元，按照最新政策，每度电可以节省0.14元，相当于用电成本可以节省25%左右。
为纾解企业实际困难，2018年12月，深圳市政府印发《关于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4个“千亿元计划”，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确保全市企业年减负降成本1000亿元以上;实现新增银行信贷规模1000亿元以上;实现民营企业新增发债1000亿元以上;设立总规模1000亿元的深圳市民营企业平稳发展基金。
营商环境是穿在企业家脚上的鞋。深圳奥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公司成立之前，创始人考察了北京、上海、深圳，对比下来，还是觉得深圳的营商环境最好，最终落户深圳。
